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关键动力

主持人：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3.4%，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实现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在世界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赵忠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情况，中国经济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一，中国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愿与世界分享发展红利。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市场发展机遇巨大，为全世界贸易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年，中国举办了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其间累计成交711.3亿美元，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采购商到会洽谈。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成为吸引各国的重要动力，中国愿不断推动市场开放水平，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共创发展机遇。与各国携手，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

第二，我国持续推动扩大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全球要素有序流动。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先后设置了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伴随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不断完善，必将推动全球要素更加有序流动，提升企业生产率，促进世界贸易整体发展。

第三，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措施，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通过加强政府制度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构建与世界规则相对接的国内规制体系。2019年，得益于我国体制机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持续推动，我国全球营商环境指数排名提升至31位，这将极大推动世界贸易、投资往来，为世界投资者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带来更多机遇。

宋清辉：世界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回顾2019年的中国经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国内外异常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形势还出现了三大新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从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步入“重质”新阶段。二是开放型经济更进一步，未来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并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三是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共同促进世界经济逐渐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平衡、包容性增长。

展望2020年，在贸易摩擦前景仍不明朗、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和气候变化加剧的影响下，市场投资信心深受打击。在此背景下，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高，全球经济增长或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对于2020年的中国经济而言，需要注意做好防通胀、防通缩、防风险、稳增长和稳外贸等各种关系的平衡，以积极应对外部复杂多变的环境带来的挑战。

田志宏、姚敏：我国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开辟新空间、激发新动能。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我国通过自身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的贡献。随着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我国的技术进步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我国还主动扩大进口，为带动出口国消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拓展新的增长空间。通过进博会，为全球各国和跨国企业提供展示机会，给参展国开展双边或多边贸易提供交易平台，提升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人民币保持稳定有助于防止个别国家利用货币霸权追求自身利益，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选择，有利于这些国家更便捷地对外开展经贸活动，对全球贸易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刘德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在世界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我国依然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意义重大。

一是我国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位，在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依然实现高质量平稳发展，为世界各国奉献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智慧经验，提振了世界各国的信心。

二是中国一直致力于对外开放，强大的产品供给能力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世界各国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成效就表现出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具备保持较高速度平稳增长的基础条件。

四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团结与合作，对促进贸易发展作用明显。

梁国勇：中国经济自2018年中期以来持续面临下行压力，目前已降至6%的“临界水平”。随着经济政策发力、企业信心回升，中国经济增长可望企稳。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020年其作用将有所增强。

中国对外投资需战略性突围

主持人：国际贸易形势复杂，WTO上诉机构瘫痪，双边与区域合作趋势明显，这对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走势如何？

梁国勇：中国借助入世东风实现了历史上最为强劲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多边贸易体制有效制约了保护主义蔓延，保持了外部发展环境的基本稳定。近几年，贸易纠纷加剧和多边困局延伸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短期内情况难有好转，双边贸易谈判的走向将是关键。

赵忠秀：中国需要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协调各方立场，积极恢复WTO争端解决机制，这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多双边谈判。积极推动RCEP谈判，推动中欧BIT协议探讨。完善我国管理体制，构建国际标准的贸易投资管理措施。积极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建立国际标准的管理体制机制。对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在全国进行推广。全面推动“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田志宏、姚敏：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发展方向，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开放合作的中国同众多主张开放合作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越走越近，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广阔。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等周边国家签署的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不断加深的贸易合作，为中企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尽管存在WTO上诉机构瘫痪等不利因素，中国对外投资也会一直走下去。

刘德军：国际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多数国家共同遵守的规划将被双边与区域之间的合作取代。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依托健全的产业体系、强大的消费需求、坚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将会成为较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的首选。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牵头建立的丝路基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果、进博会的成功举办，都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特别是受到沿线国家的高度称赞，这些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加快发展的前夜，急需资金的投入，这都为我国对贸易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下一步，我们将会与更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全方位合作，走出去的步伐将会更快，对外贸易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宋清辉：WTO上诉机构瘫痪，虽然会产生很多难以预料的后果，但凡事有利有弊。从有利方面来看，这对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也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可以借以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打开了机遇之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未来，WTO上诉机构将会得以修复，贸易体系将会进一步完善，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会充当“先锋者”的角色。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主持人：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投资？

赵忠秀：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额为9.2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8%，高出整体增速7.4个百分点。前11个月，中欧班列开行7469列，同比增长33%。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276.7亿美元，同比增长41.2%。应该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合作往来不断加深，“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

同时，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合作过程中还存在对各国政策了解不深、风险规避意识尚需加强等问题。但更应看到，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的加强，各国均在此过程中受益。“一带一路”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不少共建中的感人故事，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让更多人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各国政府之间、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帮扶引导作用，降低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和制度性成本，完善海外仓布局，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同时注重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弘扬海外投资正能量。

刘德军：对于“一带一路”投资的效益问题，要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时间维度。由于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差，帮他们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发展条件，为我们以后更大范围的贸易往来创造了良好环境，短期的投入、低效益是为了未来较好的回报。二是政治维度。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世界贸易正在重整，“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受到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极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2020年，国家应继续加强贸易便利化建设，为中企进入沿线国家更多领域创造条件。中企也要高度重视，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问题，找准比较优势，深耕货物贸易领域，扩大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培育优势市场。

姚为群：“一带一路”倡议从设想发展成为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确实取得很好成效。但“一带一路”倡议绝不能被认为仅仅是国家层面、不讲投入产出、关注国际发展合作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推进，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集中于中国在供给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沿线国家和地区有需求的产业投资，形成由中企引领的全球价值链。

宋清辉：今年的“一带一路”投资或将继续增加，更加行稳致远。在“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投资表现强劲的背景下，预计中企的投资力度将会更大。目前，世界经济不明朗的雾霾依旧存在，各国都希望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猛药能够化解经济的迷茫，但往往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并留下后遗症，在数年后或又再度令经济受伤。在这种背景下，各国都希望这种引擎能够长期有助于经济、产业的发展且没有副作用。随着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深入了解，他们将发现这就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能够为经济作出贡献的重要战略。

中企仍是对外投资“新兵”

主持人：对于中企对外投资、打造海外品牌形象有哪些建议？

宋清辉：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地域、政治、法律等诸多风险因素不断凸显。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和困境，一是政治信用风险、海外上市风险、并购风险；二是语言困境、法律条款限制等；三是项目的终止、毁约、绑架等等，使国内企业面临大额损失。这些风险发生的缘由，往往和企业对外战略投资模糊、缺乏国际经营经验、投资决策机制和防范风险意识不足、专业人才匮乏有极大关系。当然，也和我国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有关系。

早在10多年前，我国就已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但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还是一个新兵，有明显的短版，遭遇不公平待遇时有发生。当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公平待遇时，建议政府罗列投资项目报复清单、成立专门组织或协会支援企业。

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加强对境外投资的风险管控意识，注重打造海外品牌形象，做到防患于未然，提高开拓海外市场的成功几率，如遵守项目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建立企业专门机构负责境外安全管理，依靠投资国驻外使领馆建立境外安全预警和处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等等。

赵忠秀：我国在推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政府与企业携手合作，降低海外发展风险，保护企业免受不公平待遇。

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加强与行业协会对海外投资的帮扶作用。第一，在国内设立海外市场政策宣传中心，对于企业想要投资的国家进行政策讲解、营商环境分析、潜在风险预判、市场整体发展情况分析等服务，帮助企业在出海之前就了解相关情况。第二，加强海外企业监督与指导，通过驻外经商参处加强海外企业联络，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加强规范性引导，避免触及海外市场的风险点。第三，加强行业协会的帮助引导作用。很多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希望寻找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缺少相关渠道和信息，因此可以在重点国家加强行业协会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在海外投资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在走出去之前应做好目的地市场的尽职调查，除了解目的地市场的竞争对手、产品需求差异以外，还要了解相关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特征。充分吸取其他企业海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做好海外发展战略与布局规划。加强与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往来，当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及时运用法律武器和国家后盾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田志宏、姚敏：合规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前提，合规管理能力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要适应海外经营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把握广泛的盈利机会，实施品牌建设战略，培育持续竞争力。

对于政府来说，应按照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服务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管理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投资审批和管制为主逐步过渡到提供服务为主。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国境外资产监督检查工作机制，提升境外监管的覆盖面和检查的深度、广度。

姚为群：走出去的中企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借助中国和当地的法律专家了解和熟悉多边、诸边、区域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目的国法律，这就需要中国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

跨境电商提质向好势不可挡

主持人：跨境电商发展形势如何？如何避免相伴而来的知识产权、税收等领域的相关纠纷？

赵忠秀：目前，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供需平衡，极大推动了各国贸易往来。对于电商企业来说，进入外国市场前需要做好以下准备：一是做好目的地市场的尽职调查，充分了解当地相关政策，融资约束、融资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与惩处机制、个人隐私保护和本地化措施等内容，了解目的地市场的竞争对手、产品需求差异，避免由于各国之间的政策差异而造成损失。二是充分吸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及教训，不仅借鉴“已经走出去并成功立足”企业的成功经验，更要借鉴“走出去但折戟”企业的失败教训。三是做好多方案战略部署，及时应对走出去过程中的种种突发事件。四是与政府相关机构或行业协会保持联系，当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及时运用法律武器和国家后盾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田志宏、姚敏：未来，跨境电商将从单中心辐射向多中心扩张，大型平台企业积极在海外部署分支机构；从平台主导到政府协同，政府部门为跨境电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信息展示到综合服务，平台服务范围向金融、物流等多个领域延伸；卖家品牌意识会逐步提升，产品质量将不断提高。

任何交易都应该在规则下实现，交易形态的转变也呼唤与之相匹配的交易规则，以实现较高的交易质量和效率。对于与跨境电商相伴而来的知识产权、税收等纠纷，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WTO等国际组织应该尽快制定相关规则，如建立跨境电商侵权假冒商品追溯制、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多主体联动的电子商务生态，并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提升物流通关服务能力，提升跨境电子商务通关便利化水平，等等。对于企业来说，要立足长远，处理好当前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售后退换货、品牌意识薄弱等问题，适应并利用更加开放、高效的市场交易环境，提升自身竞争力。

刘德军：跨境电商要顺利出海，必须优化通关便利化、税收管理规范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三方面体制，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口岸等基础设施、知名品牌打造、复合人才培育四大建设工程，构建好金融、物流、信用、监测、风险防控体系，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倒逼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

姚为群：按照经典创新理论，跨境电商从创新类型看属于应用创新，从创新模式看属于商业模式创新，从创新指向看属于商业技术创新，从创新主体看属于商人创新，从创新效应看属于投机创新。跨境电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基于农业、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宋清辉：未来，进口消费将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通过跨境电商进口的商品将得到迅猛增长。与此同时，通过跨境电商，中国制造将顺利走向全球。但是，跨境电商顺利出海并非易事，首先要建立并完善跨境支付体系。跨境支付是决定跨境电商发展的关键所在，若没有良好的支付收款通道为依托，跨境电商发展及中国制造品牌出海都会面临巨大风险。

梁国勇：多边规则的制定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的大发展，在这方面，WTO的作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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